[等不到天明]甘做苦行僧 东莞“文史泰斗”靠制氧机坚持古籍研究

时间:2019-08-22 11:49:39 星期四 作者:热点新闻 热度:99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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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广州日报记者再访东莞“文史泰斗”杨宝霖 “告别诸君”后他反而更忙了

  甘做苦行僧 白首犹不悔

拜访结束,杨宝霖先生送记者到巷口,挥手告别。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石忠情摄

  文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汪万里

  时间是杨宝霖最大的敌人。83岁的东莞“文史泰斗”杨宝霖无奈地“告别诸君”后,他反而更忙了。在医用制氧机的帮助下,他夜以继日、争分夺秒地工作,就希望早点完成手头的几个“半成品”古籍的研究。

  做了一辈子“苦行僧”,耄耋之年的杨宝霖回首往事,他说没有后悔,反倒是苦中作乐,让他倍感欣慰。假如生命可以重来,让他回到青年时代,杨宝霖说他还是会选择做老师,“杨家四代为人师表,我觉得当教师很好”。

  谈学问:“他们是大海,我只是一滴水”

  8月16日傍晚,广州日报记者再次拜访杨宝霖先生。当时杨先生正在老宅楼上浇花,一棵三角梅爬墙而上,已经快蹿到四楼顶上了。阳台上种着一些花花草草,每天傍晚,杨先生总要给它们浇水,这是他的“功课”。

  从楼上下来时,他花白的头发早已被汗水打湿。还是那件蓝色的长袖衬衫,再多的汗,他也不愿意脱掉。夫人说,他从不愿意穿短袖。

  简陋的方桌是他的工作台,台面上摆放着很多他写的材料。有一些材料是用小楷写的,笔法苍劲有力。杨先生说,他的书法与著名书法家相比,“再练100年也不及万分之一”。对于做学问,杨先生同样谦虚,谈起其他大家,他说:“他们是大海,而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。”

  寻古籍:未妥善保管 寝食难安

  杨先生珍爱古籍,看到各种古书,都想看一看。2009年2月,他借阅了东莞桥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莫剑良收藏的几本古书。杨先生为了保存好古书,将其夹入精装书中,自己却忘记了。随后,莫剑良多次询问,杨先生由于无法寻觅而寝食难安。

  莫剑良说,其祖父早年参加抗战,那几本古籍是祖父唯一的遗物,是家族几代人的精神载体,家人非常珍视,“因许久未还,担心遗失,才会询问”。

  2010年4月、2012年1月、2015年10月,杨先生三次手书表达歉意。今年6月下旬,广州日报记者因采访碰巧在莫剑良处看到此信,读后为之动容,杨先生在信中写道:“零九年二月,蒙先生不弃,赐借古旧书八种八册,读毕未及时璧还。后老朽赠书莞城图书馆二万余种,捆载十余车,非一时运载,随捆随运,一时忘记将所赐借之书妥为保管,放于何处,无法寻觅,致先生多次索还,老朽无言以对,只有内心自责,于是耿耿者数年,一想及此事,寝食难安。”

  后来,杨先生在众多书籍中发现夹有所借八册中的一册,于是想起所借的古书既薄又残,容易弄坏、遗失,就分册夹于又大又厚的精装书中。杨先生为之狂喜,于是逐一检查书籍,共寻回六本古书,“可稍减多年内疚”。杨先生向莫剑良承诺余下的两册一定按照书名全书奉还。

  待访客:出门相送 目送离开

  在杨先生的客厅墙上,挂着一幅画,那是他叔父送的。画上盖着一枚章,内容是“一文不值万金不卖”。杨先生非常喜欢这幅画,或许这也是他做学问、为人的态度。

  在他简陋的小院内,堆的都是书,还有一些蓝色的塑料箱是莞城图书馆的,杨先生把赠送的书籍放进里面,装满了就叫图书馆来运走。“我这些书,只有捐给图书馆。”

  令人动容的是,杨先生待人的态度。广州日报记者多次登门拜访,离开时杨先生一定要出门相送,一路送到巷口。记者多次劝他“您别送了”,他坚持要送,还目送记者离开。在老街巷口,杨先生挥手告别的样子,定格成了一幅画。

  对话:“大家看得到,我心满意足”

  “杨宝霖一辈子是苦行僧”

  广州日报:杨先生,《息影讲坛 笔耕不辍》刊发后,万千读者被您深深打动,他们都向您问好,盼您保重身体,莫再如此拼命。

  杨宝霖:感谢大家。我的学生看到了报道,有的打电话,有的亲自来。东莞读者对我再加深了一些印象,我也感到很欣慰。我在东莞中学的时候,我的同事经常说:“杨宝霖一辈子是苦行僧。”1957年,我21岁站上中学的讲台,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。

  广州日报:有读者看到您害怕被后人骂“不务正业”,谨小慎微得令人心酸。其实,在很多东莞人心目中,您做什么,大家都只有为您点赞的份。

  杨宝霖:感谢读者,读者是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一、我在文史研究上做出了一点成绩,大家看得到,我心满意足;二、我的正业是教师,在正业上我是做足了的,否则没人会选我为广东省特级教师。当时东莞全县的中学教师投票,后来我当选全国优秀教师,如果我在正业上做得不好,有一些偏向业余,甚至放弃了正业,就得不到这些名号。

  我的正业做得满满的,每天晚上10时完成批改作业、备课,才打开书来研究。光是改作文,不要说备课,每天一定完成15篇,不完成就不睡觉。我最怕人家说我不务正业,所以我在退休之前,我写什么书、发表什么文章,我从来不说。很多人与我共事几十年都不知道,《词林纪事、词林纪事补正合编》出版的时候,有同事看到了觉得莫名其妙:“没听说杨老师搞这个啊!”

  “我是散兵游勇,不是正规军”

  广州日报:您苦心孤诣做这些事,将来谁能接续?

  杨宝霖:没人接,也没助手,订一本书都是我自己订的。现在东莞已经有5个单位在研究本土文史,例如东莞市图书馆、东莞市方志办、东莞展览馆、东莞理工学院、城市学院。研究人员都是体制内的,有工资、课题费、资助。我买资料是自己的工资,出去找资料用自己的工资,写出来稿费有多少呢?不到我付出的十分之一,做得越多越亏本,谁愿意跟我做?我是散兵游勇,不是正规军。散兵游勇有一个好处,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。总之,我写出来的东西,对东莞人民有用、合法合理的就行了。

  感慨:“假如有第二次机会,我还是当教师”

  “我的好朋友都是论战得来的”

  广州日报:您之前提到,您研究的特点是“人弃我取”。

  杨宝霖:对,人弃我取,你研究的我就不要了,你不要的我就捡回来。第二个特点呢,我年轻时发表的文章都是驳论,越是名家我越驳。这不是说名家是假的,一个人的认识总有不够的地方,太阳也有照不到的角落,我往角落放光明就行了。我几个很好的朋友,都是论战得来的。

  比如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,他编的《全宋词》《全金元词》我全读了。《全宋词》有五本,足有一尺厚。读后我提出了40多条意见,指出他在某一小方面是否失之眉睫。

  唐圭璋先生获悉意见后马上发电报到东莞中学,请我到南京,去他家见面。我很高兴,就去了。见到什么寒暄也没有,他请我帮他做一件事,《全宋词》等系列一般读者都不愿意看,想做一个简编版。他当时身体不好,想让我帮他完成。他说:“我看你给我评的40多条意见,我承认,我改,你先答应我。”我只能答应。

  我拿回来做了两年。接着我调去了华南农业大学,给中国四大农史巨擘之一的梁家勉教授做助手,也是驳出来的。他看到我的文章,写信叫我马上到广州见他,他当年已经78岁了。

  “杨家四代为人师表,我觉得当教师很好”

  广州日报:您年岁已高,平时谁照顾您和夫人?

  杨宝霖:我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平时工作实在太忙,日常照料主要靠次子杨棣新,他现在是东莞中学总务处的职工。我这个次子是见义勇为的“东莞好市民”。1994年,一名小学生被人抢劫的时候,他见义勇为,被人砍了7刀,差点死了。

  广州日报:到目前为止,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?如果时光可以重来,让您回到青年时代,您还会选择今天这条路吗?

  杨宝霖: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找资料,我找的资料不是一页两页,一个方面的资料起码几十斤,有时几百斤。例如《全芳备祖》这本书,我家里现在准备整理的资料,起码超过200斤呢。

  生命有限,找资料的时间长了,用资料的时间就短了。如果那时找一些,用一些,就好了。而我当时不知道今后会怎样,只顾着拼命地找资料,现在用的时间太少,我遗憾在这里。大量的时间找资料,没有及时地用资料,现在找的资料用不了。怎么办?给人家用,我把书捐给图书馆就是因为这样。

  做一行,爱一行,杨家四代为人师表,我觉得当教师很好。我有好几次转行的机会,都是别人来请我,但是我不去。假如有第二次机会,我还是当教师!